數學大師丘成桐專訪點破中國學術的死穴－jimlucky的部落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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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 ─ 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，做不了好學問。能夠學貫中西、博古通今固然好，但是，如果一個民族摒棄自身的文化背景，擁洋為重，最終只會失去身份認同，變得高不成、低不就。菲爾茲獎（Fields Medal）得主、華人數學大師丘成桐指出，中國學術界所面對的，正正就是這個窘境。

丘成桐接受訪問的時候，談到中國學術界種種不良的風氣，歸根究底，所有問題都是源於1966至1976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摧毀中國多年良好的文化傳統，大師給中國學術界點破死穴。

他解釋：“自那時開始，中國人的價值觀完全改變，是非觀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，以致現在的學生和學校變得唯利是圖，這種文化氣候，是中國難以孕育一流學問的最主要原因。”

另一方面，父母崇洋的心態，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。丘成桐指出，中國許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個黃皮膚黑眼睛的西方人，結果是中西文化都學不好，他更以“二不像”來形容這個現象。文化上的缺失，影響尤其廣泛深刻，以致中國的學術界，出現以下種種流弊。

“中國的學生，唸書的目的，只有兩個，要麼能夠賺錢，要麼當官，他們普遍有一種學而優則士的想法，認為只要當官，就可以過舒適的生活，所以，中國的學生，做學問達到一個地步，足夠令他們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會停下來，他們追求的東西只此而已，對學問根本沒有熱誠。”丘成桐概歎，在中國，真正有心鑽研純科學的人實在不多，跟外國的學生真心以研究為目標相比，實在相去甚遠。

名牌大學只唯利是圖

除了部份學生以金錢掛帥外，有些學校的態度也是唯利是圖的。某名牌大學的代表和一些中國官員曾經到哈佛大學取經，然而，他們問的問題，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，他說：“中國的大學一心只想賺錢，他們問哈佛大學如何圖利，但當我告訴他們辦學不能賺錢的時候，他們表現得相當失望。”

對於中國教授的質素，丘成桐也不敢恭維：“即使是國內名牌大學老師的質素也沒有保證，許多老師只懂討論第三流的問題，學生不會鑽研出第一流的學問。”

除了質素差劣外，有些老師也沒有做好本份教好學生。丘成桐舉了一個很經典的例子：“哈佛大學數學系有一年錄取了一個全北京大學最優秀的學生，當我們向北大核實學生的身份時，北大全個數學系26個最資深的教授也不知道，最後一直問到副教授才能確定這個學生的身份。”丘成桐後來發現，有些老師教學生，原來從未見面，也不相往來，這倒是聞所未聞的稀奇事。

丘成桐又批評中國只重量、不重質的風氣：“只著重宣傳生產多、數量大，領導便會高興。以學術界為例，有些大學的教授，一人帶著30個博士生，誤以為教導愈多學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，但結果是全無質素可言。在外國，一個教授只會帶著2至5個學生，但是那些學生很多都會成為大教授，這就是質素。”

除了教授迷信數字外，就連大學與大學之間，也在進行數字的角力。他說：“全國有500多個科學院院士，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以至各省的重點大學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學校的質素，提拔人才的時候，又以那位教授在某個場合講話最多為標準。中國人就是缺乏自信心，才會這樣量度自己。”

北大清華令人很灰心

中國最著名的大學，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為首，一個國家有高質素的大學，固然是好事，但是，丘成桐卻指出，北京大學的勢力範圍，遍及全中國，當中的派系鬥爭，反而窒礙了學術界自由的發展。丘成桐直言：“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對中國其他大學的打壓，令人很灰心。”

“我認識中山大學的一位學者，他對數學的認識，已經達到世界一流的標準，但是由於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對他的打壓，令他的地位連邊也沾不上，充其量只是在廣州有一點名氣而已。”丘成桐概嘆，這種社會風氣令學者覺得學問不是最重要的。既然單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，為何不抄小徑？”

人治觀念強，是中國的文化特色之一。丘成桐指出，在這種文化氣候底下，中國的學術界欠缺一個公平、公開的人才提拔機制；同時，學生的發展空間也受到很大的限制。

丘成桐說：“在中國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，主要是院士，他們的平均年齡約70歲，雖然他們已經沒有擔當最前線的領導工作，但是國內學生的研究方向，仍然得以這些人的好惡來決定，假如他們不喜歡你的研究方向，你是做不成的。”

研究員只顧討好上級

中國的研究員，精力都花在討好上級之上，對知識的渴求，似乎只是次要。丘成桐說：“在中國做研究的顧忌實在太多，對於相同的問題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研究方向，並沒有高低對錯之分，但是，中國的學生永遠不敢跟老師唱反調。”

人治觀念過重造成的另一個結果，就是出現任人為親的情況。丘成桐說：“在中國，提拔人才的所謂“機制”，已經成為提拔自己親信的工具。在美國，只要你有能力，20多歲已經可以當上大教授；但是在中國，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領導出身，即使你有能力，別人也會借機打擊你。”丘成桐當上史丹福大學數學系教授那一年，他才25歲。

理論科學的研究，是發展工業的基礎，對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來說，相當重要，這就是丘成桐對理論科學的評價。他指出：“歐美幾百年來鑽研理論科學，根基深厚，有利發展任何工業。然而，中國卻沒有這個深厚的底子支持。”

但是，丘成桐認為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看不到理論科學的重要性。他說：“中國投放在理論科學的教育經費實在太少，研究理論科學本來就是最省錢的，就以數學為例吧，根本不需要什麼機器，研究一個數學的題目，所需經費很少。”

然而，由於理論科學的價值，不能立竿見影，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。丘成桐指出：“理論科學就好像禮、樂、射、禦、書、數，在中國文化中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，但是，你說這些東西有沒有用呢？”丘成桐強調，禮、樂、射、禦、書、數建立的，是無形的文化資產，同樣地，實用科學必須建基於理論科學之上，才能夠站得住腳。

由於對理論科學缺乏長遠的眼光，加上部份學校亦有“做大做多”的傾向，所以有關部門願意花百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興建教學樓和教師宿舍，只因為這些都是別人看得到的東西。

然而，丘成桐批評，沒有軟體的配套，硬體做得再好也無用武之地。他曾經到訪清華大學的圖書館，發現大學的圖書經費，相當缺乏。丘成桐概歎：“別說一般大學，就連國內的名牌大學如清華大學的圖書館，也找不到數學界的期刊。”

丘成桐指出：“研究任何一個科目，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東西，但是，領導層認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書，售價卻要數千元，他們認為不值。期刊能夠將第一手的資訊帶給你，但是他們卻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，所以大學也得不到這方面的經費。”

丘教授的一個心願

丘成桐有一個心願，就是希望幫中國強大起來。這些年來，他先後為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研究所、晨興數學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學數學研究中心籌集資金逾一億元。

文化大革命的摧殘，加上近代中國人對自身的文化認同不足，令中國做不了好學問。丘成桐概嘆：“外國人都來學中國的文化，漢學在日本也很流行，偏偏就是中國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，其實，文化修養對一個人來說，是十分重要的。許多中國人每每面對困境都會顯得手足無措，歸根究底就是文化修養的問題。”

對於未來中國學術界的發展，丘成桐很希望，中國人能夠珍惜自己的文化傳統，做好學問，因為只有解決最根本的問題，中國才有望發展世界一流的學府。然而，要改變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態度，要走的路，還多著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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